世界所注目的是一个参加了侵略战争的原日本兵，自我反省，忏悔杀害了中国人，从“日本鬼子”变成了“人”的87岁老人，如何被日本社会接受，受到怎样的对待。这个涉及当今日本、日本的司法以及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问题，才是东史郎案审判的历史意义。 ——山内小夜子
东史郎离开中国、眨眼间就3个多月了，这个3多月里，世上又发生了许多事；尤其是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紧紧地吸引了中国人的视线。北约对我使馆的轰炸，使中国人真切地感到，我们与战争的距离是那么近。人们也同时被提醒，追求和平、向往和平或处于和平岁月之中，千万别丧失对战争的警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东史郎离开中国3个月后，又写关于东史郎的文章的原因。
《东史郎日记》案已连绵六载，它已经不是一桩普通的民事诉讼，而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邪恶、无耻之间的一场较量。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东史郎在谢罪与忏悔的基础上，已经升华为一名为正义而战的战士。
东史郎是4月上旬来到中国的，先到北京，于4月11日到南京，参加《东史郎日记》的首发式，16日到杭州，两天后回日本。
东史郎在中国期间，受到中国人的热情接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东史郎在中国的活动做了两次报道。“实话实说”、“焦点访谈”等栏目做了关于东史郎的专题节目；东史郎在南京的活动得到了江苏媒体全方位的报道，十几万人现场听了东史郎的演讲。用来签名声援东史郎的条幅长以百米计。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一出手就是18万册。一时间，东史郎成为中国备受关注的人物。
东史郎在北京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里播出了一则新闻，某单位把一幅抗战时期的地图赠给了东史郎。一位老人（似乎与日本虐杀华人事件有关系的虎背熊腰的老人）用一双大手握着东史郎的手说：“谢谢！”当时，许多人在电视机前感到不舒服——对这杀过中国人的老鬼子的忏悔表示一下理解，也就罢了，何必言谢呢？毕竟血债还未曾偿还。
4月11日夜，东史郎下榻南京金陵饭店。12日凌晨2时许，两位年轻的外省记者跟踪而至。两人似乎喝了酒，忍不到天亮便敲响了87岁的东史郎的门，从梦中把他惊起。这两位年轻的记者要问一问，东史郎当年杀中国人时的感觉和想法。
4月14日，东史郎在南京青春剧场演讲，此时，有位南京人手捧血衣及其他物证，要向东史郎讨还血债。
东史郎在南京期间，他的每一次演讲都充满了激情，他高亢苍凉地诉说着，把60年前大屠杀的惨烈，毫无遮拦地暴露于生活在90年代的中国年轻的人面前。然后，每一次总是这样，他用力地、长时间地低下头，谢罪！再谢罪！此时，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位白发苍苍的人，闪光灯近距离不停地闪。不少镜头是真正地对着他谢罪时下俯着的脸，距离在一米以内，然后是咔嚓、咔嚓地闪着。想必那几天东史郎先生的眼睛是看不清东西的，闪光灯在近距离是能把眼睛烧伤灼痛的。但东史郎从未躲避和抵触过。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发言，对台下任何的骚动他都显得很不安；每一次演讲，他都要为百人之众签名。他把自己当作一名真正的谢罪和忏悔者。
他总是这样开始他的演讲；“我就是被称作东洋鬼子的东史郎！”
东史郎的公开谢罪和忏悔从1987年开始，他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同年12月，东史郎从《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引起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嫉恨。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4次来到南京，诚恳地“向南京人民谢罪。”
然而，东史郎先生并未停留在忏悔和谢罪上。
他的日记公开后，家里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1993年4月，东史郎被日本右翼势力推上法庭。东京地方法院经过“3年的审理”，于1996年4月26日判东史郎败诉。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东史郎案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而东京地方法院则迎合了右翼势力的企图，作出有悖于史实的判决。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一审败诉后，东史郎愤然上诉东京高等法院，并委托友人来南京取证。
1998年3月东史郎第4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1998年12月22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铁的史实及充分的证据，对《东史郎日记》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此时，有人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会场上，打出“南京虐杀捏造裁判胜诉”的大字标语。反动势力之气焰，可见一斑。
1998年12月25日，86岁高龄的东史郎，为了正义和维护历史事实，毅然向东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诉。
《东史郎日记》案已连绵六载，它已经不是一桩普通的民事诉讼，而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邪恶、无耻之间的一场较量。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东史郎在谢罪与忏悔的基础上，已经升华为一名为正义而战的战士。
当东史郎用苍凉高亢的声音讲述大屠杀的细节时，台下竟被日语中“死啦死啦”的词语逗乐——这是残酷的，和平年代的人们毕竟没有品尝过那种切肤之痛，一不注意，便会滑向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角色，像看一场电影，像听一个故事。那是多么尴尬的事呀！
在某大学，东史郎演讲道：“我作为一名加害者，在大家面前感到非常痛苦和难过。在日本，我遍及各地演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的是使不幸的历史不再重演。我特地来到这里，把这些史实告诉中国年轻的一代（也是这个目的）。我曾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谢罪。在纪念馆的院子里大型浮雕前，许多中国人都在围观着我，我心中很紧张，怕他们复仇。但宽厚的中国人没动我一根手指头。当时，有一位（中国）妇女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关键是如何面对以后的历史。此时，我深深体会到，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应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当时，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教授说：‘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的耻辱，’这句话深深地震撼着我。”
“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的耻辱”，这句话不应该仅仅是一位教授所说，而应成为当代所有中国人的一句口头禅。作为加害者日本，不忘记南京大屠杀，是出于反省；而作为当代中国人，牢记南京大屠杀，则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忘记了，便意味着在道德领域出现了危机。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61年，当事者也渐渐逝去。远离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对大屠杀的感觉越来越有概念化的危险倾向；对于活生生的事实来说，对于展现南京大屠杀来说一切文字都是苍白的、微弱的。具体史实与人们的感觉之间，容易生起一种隔离，一种越来越厚的隔离——无情的事实是，幸福地生活于和平岁月里的人们只有靠想象去体会南京大屠杀了。人们似乎很少有机会再提到大屠杀，更不愿放着快乐不去享受，却去品尝61年前的一场血腥屠杀的惨烈。甚至有些年轻人想：61年前的事儿，与我们非得有什么关系吗？或者有人想：似乎不必再去太在乎一件永不再发生的事。
当东史郎刚刚讲完那些血淋淋的往事时，记者们蜂拥而上，一些大学生笑谑曰：“怎么瞧着像刘德华来了。”甚至有人使劲儿挤向前，却是为了看一看“东史郎长得是否潇洒”。当东史郎用苍凉高亢的声音讲述大屠杀的细节时，台下竟被日语中“死啦死啦”的词语逗乐———这是残酷的，和平年代的人们毕竟没有品尝过那种切肤之痛，一不注意，便会滑向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角色，像看一场电影，像听一个故事。那是多么尴尬的事呀！
当东史郎来到南京大学校园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及遇难同胞纪念碑”前，低头谢罪时，围观者中有人道：“怎么竟不知校内有这些纪念碑？”
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质量优良的日货，汽车、电视机、空调、电梯，甚至记者们用的摄影机和照相机也是日本制造，笔者写文章用的笔也是日货。日货为我们带来了享受，带来了方便，这似乎更有理由不理会“过去的事”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由美籍华人写的《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日本被禁售；一位坚定地否定大屠杀存在的家伙被选为东京知事，而且不断有反华狂言。在日本，东史郎是势单力簿。而且东史郎案在日本知道的人并不多，日本的新闻界、出版界大都站在右翼立场上说话，甚至以为那场战争是正当的。
幸好，87岁的东史郎在中国公布了《东史郎日记》——这是历史赐与我们的宝贵机遇，让我们与这位老人一起再次回忆那段血淋淋的历史。让我们再次调准焦距，找到焦点。再次真切地去体味那切肤之痛和那无与伦比的屈辱，让历史永远铭刻在心！
《东史郎日记》这些文字让我感到震惊：从这些句子字面意义上似乎不易感到不光彩、不道德的东西，甚至感到有几分道理。但这正是罪恶的源头。
抗战胜利近54年了，南京大屠杀也已过去61年，历史怎么又突然幼稚起来去争论一件铁案的有无这一浅层次的问题？正如人类已生活了数百万年，突然有人厚着脸皮说，其实历史上并没有人类的诞生。有无南京大屠杀，难道是什么东京高级法院有资格判定的吗？难道一件历史事实可以让一所法院再来多余地判定它的存在吗？
历史真是阴差阳错。
所以，我们还是要一如既往地用事实去驳斥谎言，南京大屠杀铁案如山，焉容小儿说翻便翻！但不管怎么说，辩论南京大屠杀的有无毕竟只是静态中的动态，是历史在原地踏步。我们应该站在既定史实的肩上，积极地去做些什么。
我们首先应该做的——这也不是阶段性的任务，而是长期的，其成果是永久性的——我们还应该对那场战争作深层次的思考。那场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当时的中国一败再败的根源是什么？在日本国内很正常的人，为什么来到中国便成为野兽？为什么日本那么多人不能正视历史？不能勇敢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看一下东史郎在1938年2月某日写的日记：
“长途行军时，行李再重我也没把在大连买的《残夜焚竹录》与《静观动乱》这两本书扔掉。”“五川素来的《静观动乱》中，引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一节。说希特勒‘心怀爱国之情，奔赴战场时感觉如同去舞场赴宴一般……听到德国投降的消息，他一边流泪一边说：我自从站在母亲墓前流过泪后，就再也没哭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我们队伍失去了很多战友，但我从没为他们流过泪。因为他们是为了祖国德意志而献身的，哀叹他们的死就是一种罪恶。但这次，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读着读着就越发觉自己应该反省。我们奔赴战场不是才六个月吗？但我们早就祈祷能早些归国。我们每天谈得最多的是：‘什么时候能回国呀？’……真是可耻！”
“世界大战持续了两年，即使到了第二年，希特勒还是不愿投降，他宁愿选择战斗。而我们已对才六个月的战争产生了厌烦情绪，这可不行。我们还得继续战斗。”
3月24日的日记中，东史郎摘录了中良哲次氏《战争与知性》的几段话：
“人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必须有广义的战争。如果没有与人战斗的欲望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一个民族要继续存在就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所谓有力量的个性即指拥有战斗的力量。想得到和平的最好捷径，莫过于消除自己的个性。然而，由此得到的和平，却只能是一种带来自身受奴役的民族衰败之命运的和平。”
“……如果不酷爱战斗，莫如自己退却。自己退却只有在消灭自己的过程中才能得知。所谓的生存就是进步，所谓进步对自己来说就是努力，与此同时，又必须是对他人的战斗。”
“正义者必须进行战争。这次战争是出自宇宙道德性的道德战争。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能看出，我们这次攻城掠地的战争是神圣的战争。”
“广泛地承认所有的社稷与民族的个性，建立秩序，并在新的秩序中实现字宙的真谛。为了实现这种宇宙的道德性，确实必须有真正神圣的战争”。
东史郎接着写道：
“有人说，战争是生物生存的必然过程。我们难道不应该珍视这种必然吗？如果战争是一种必然，那我们只有抛开怜悯，硬起铁石心肠去追求力量、获得力量，在战斗中前进。作为现买，拥有力量就是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力量。”
之所以大段地抄写《东史郎日记》，是因为这些文字让我感到震惊：从这些句子字面意义上似乎不易感到不光彩、不道德的东西，甚至感到有几分道理。但这正是罪恶的源头，是侵略者为自己寻找到的所谓正义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其中，“祖国”、“献身”、“战斗”、个性”等，无不披着华丽的、正义的外衣，但结论却是“这次攻城掠地的战争是神圣的战争。”于是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奋勇加入到“圣战”之中，中国人成为他们的仇敌，是“圣战”的对象，必杀之而后快。
这种偏激的理论和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温床，至今在日本还大行其道。不得不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对此了解得太少太少。在中国流行的所谓“平和”的心态，倘若再次正面遭遇日本某些人的这种“战斗”的嗜好，天知道有什么结局。
他是一位坦诚的老人，慈祥的老人，一位正直的好老头儿，一位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的老头儿。如果那段历史没有发生，该有多好；中日两国间永远不会有战争该有多好。
东史郎在南京期间所有公开活动中，他总是腰板挺直的坐着，目光沉郁，表情严肃。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他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吧，或许杀过人的人难有人之常情吧。
4月14日晚，是东史郎先生在南京的最后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们要去杭州）。秦淮河畔灯光灿烂，游人如醉。南京人在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酒楼内，为东史郎饯行。笔者与东史郎先生同桌而餐。
东史郎先生喝了几杯啤酒。
酒过三巡，席间有人用日语唱起了《北国之春》。东史郎脸上的肌肉终于轻松下来，当服务小姐穿着民族服装，跳起活泼的《采茶舞》时，东史郎急忙离座翻兜，拿出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起来。
我向他敬酒时，他问：“你这位年轻人结过婚没有？”我存心与他开玩笑，骗他说：没有。他说：要找一位心灵美的女子呀，这很关键。此时，他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此时，真感觉他是位很和善很真诚的老人。
东史郎突然很害羞地问《东史郎日记》的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赵所生：“我的日记中，有无令人幼稚可笑的地方？”
赵社长说：“感谢东史郎先生公开自己文字功底很深的日记，这是我们研究抗战的珍贵资料。”
“谢谢！谢谢！”东史郎先生显得很放心，露出了很憨厚的微英。
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到，他是一位坦诚的老人，慈祥的老人，一位正直的好老头儿，一位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的老头儿。如果那段历史没有发生，该有多好；中日两国间永远不会有战争该有多好。
从窗口望去，秦淮河在桨声灯影中分外妖娆；红红的灯笼下，恋人们留连频频；路上车水马龙——生活多么美好，和平对于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要匆匆翻过东史郎这页历史，不要忘记这位老人，更不要忘记他公开的血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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